2010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二理论周刊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河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6 期 曹令军国内外关于对外开放的研究,从研究特点看,国内学术界偏重研究“ 引进来”,“ 走出去”的研究较少。 研究方向涉及对外开放的进程、研究问题的演变、战略性质、对行业的影响、经济安全、纵向和横向比较以及邓小平与对外开放等。 国外研究成果偏少,大多从研究者所在国家的利益出发,更加关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的国内改革方面, 对中国的对外方面涉及较少。总体看可以归纳为一个重点,即对外开放中的“ 引进来”研究;一个热点,即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研究;一个难点,即对外开放的“ 走出去”研究。今后的研究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我国与发达国家对外开放的比较、“ 走出去” 对策研究、防范经济风险研究、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研究、提高自身品牌力量研究、争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研究以及捍卫行业标准制定权研究。“ 中国模式” 的实质、特点和面临的挑战《 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2010 年第4 期 胡钧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关“ 中国模式”的讨论日益热烈,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经济刺激计划迅速复苏,再一次将“ 中国模式”的讨论推向高潮。“ 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执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在它主导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政府制定的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充分利用市场在增强企业活力和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与合作捐献行为《 经济评论》(双月刊)2010 年第5 期 刘文忻个体社会偏好的异质性是影响社会成员在公共产品自愿捐献时合作与否的重要因素。另外,影响公共产品自愿提供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私人边际回报率和交流两大控制因素,它们分别对具有不同社会偏好倾向的捐献者的个人自愿捐献水平有较大的影响: 私人边际回报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促进合作捐献,一是促使各类参与者增加首次或多次捐献额度,也就是移动捐献路径或改变路径斜率(增大条件合作的系数);二是某些参与者会因为私人边际回报率的增加而根本改变捐献路径。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消除不确定性,帮助在从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之后维持持续性合作均衡。金融市场风险与就业结构变动《 学术月刊》2010 年第9 期 何大安现代经济学关于金融市场运行及其风险的分析和研究,在相当大程度和范围内涉及了就业问题。 金融市场风险的程度和范围取决于金融是否稳定,这要求我们在对金融市场风险之于金融不稳定作出理论解说的同时,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等级作出划分,以给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金融市场风险等级的高低不同对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是不同的,需要从金融市场风险的不同等级对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向性影响展开研究。 中国现阶段的金融市场风险和就业结构变动,一方面受国际金融不稳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制约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各种制度安排。围绕这两种背景来探讨金融市场风险与就业结构变动,或许能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启示作用。谈“ 国富民穷”说的偏颇□ 贾 康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都是“ 强国政策” 和“ 富民政策” 。 到中国城乡做实地调研,无人能否认强国、富民的巨大进步—— —虽然还存在增长质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面对“ 中国奇迹” 的基本事实,何来“ 国富民穷”之判断?“ 国富” 与“ 民富” 本为一体,何成对立之关系?最近“ 国富民穷”的话题引起很大争论,充分体现了当下各界对于收入分配敏感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正确处理相关问题的重要性—— —因为这直接关联物质利益配置格局和社会和谐, 同时也表明一些相关的基本认识目前还比较混乱,有必要实事求是地作出分析判断,求得澄清。笔者认为,“ 国富民穷”之说带有明显的偏颇与内在逻辑的紊乱之处,对此加以辨析也可带来某些有益的提醒。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纵向自我对比,与改革开放之前已有霄壤之别。 须知,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都是“ 强国政策”和“ 富民政策”。到中国城乡做实地调研,无人能否认强国、富民的巨大进步—— —虽然还存在增长质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面对“ 中国奇迹”的基本事实,何来“ 国富民穷” 之判断?“ 国富”与“ 民富”本为一体,何成对立之关系?具体的缘由,据所见报道,是依据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数据,有预测认为今年全国财政收入总额或达8万亿元,针对此预测,媒体随即引发有关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企业和居民负担过重的讨论,并归纳出所谓“ 国富民穷”概念。 针对这个缘由,有必要摆明如下几点情况并作具体分析,以求理性认识:第一, 预测估计的8万亿元, 是年度财政收入的绝对数,而全面考量财政收入的“ 负担”水平和“ 国”与“ 民”间分配格局的最重要的指标,决不应是绝对数,而必须是相对数,即财政收入/GDP指标。 根据财政部业务部门按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计算,近三年来,政府收入占 GDP比重分别为27.6%、27.9%和30.0%;据口径可比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 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也达35%。因此,我国总体而言并不存在财政收入比重过高问题。第二,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资金。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占 GDP的比重(负债率)在3%以内,累计国债余额占 GDP比重在20%左右,地方政府也有大量显性和隐性债务,如一并计算,公共部门债务余额/GDP即负债率要在50%左右。因此,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还谈不上宽松,更不用说富裕。 如按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看,目前我国这个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名仍在百名之外。 虽然近些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人口多、底子薄、“ 三农”、“ 民生” 等需要加大投入的领域还很多,财政收支矛盾仍很突出,赤字率、负债率的连年相对高位,正是其直观表现。第三,当前,造成部分群众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 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7 年, 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 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 目前,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从绝对数来看,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还是很明显的,但从相对数来看,社会财富这块“ 蛋糕” 的切分中,企业收入增长更明显, 政府收入则是从改革开放初期30%以上水平,一路下滑到1995年10.3%最低点后的恢复性增长,而且一部分是作为转移支付用来支持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信今后随着政策优化和经济发展,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反垄断举措的推进,居民收入比重会逐步提高。第四,还需要说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规模增长明显,表面上中央财政拿了收入的大头,但实际上中央财政除小部分用于中央本级支出外,更多用于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改善民生。 数据显示,2009年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52.4%, 但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20.1%, 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由 1994年的 2389 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 28621 亿元。 这些也都直接关联于中央政府通过统筹协调的措施来“ 富民”。第五,不能否定,在以“ 民” 为概念的全体社会成员中,虽有为数可观的“ 先富起来” 的高收入阶层,又同时存在为数很可观、政府必须高度关注、大力扶助的低收入阶层,近些年收入差距在扩大——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7高位,位于“ 收入差距过大”区间的上半区。如果说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具体的“ 民穷”问题的话,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恰恰需要加强政府“ 以政控财、以财行政” 分配体系中的再分配能力,即需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等财产税的“ 直接税” 调节,“ 抽肥补瘦” 适当提高财政收入 /GDP 比重,进而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来改善他们的实际生活境遇。第六,需要承认,从可用财力上看,我国可用于统筹安排的公共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明显偏低。 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我国财政收入中基本上只有公共收支预算中的财政收入可以统筹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支出。 2007 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为 19.9%,2008年为 19.5%,2009年为 20.4%, 明显低于国外水平。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存在行政成本偏高、财政分配绩效偏低的问题。 虽然1998年以来在“ 建设公共财政”方针纲领指导之下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 金财工程” 式的技术创新,以及种种压缩行政经费的具体措施,已在发挥压低行政成本的作用,并且财政部门对于绩效考评的要求与相关举措年复一年不断提升,但还必须看到,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满意度仍然还不高,政府预算信息的透明度、预算安排的合理性、预算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的提高,还任重道远,必须结合经济、行政、乃至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作出长期的努力。虽然“ 国富民穷” 概念具有偏颇与误导性,但这一概念背后所包含的不满却绝对不可忽视。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随着公民意识提升、社会言论活跃而产生的类似“ 尖锐” 问题和不满压力,已属不可避免的“ 社会发展问题”,应把这种舆情压力,转变为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加强管理、为民尽责理财、把“ 民众的血汗钱” 花好,把“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财政分配的绩效提升的压力和动力。(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专家研讨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选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改委体改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日前在海口联合举办“ 中国‘ 十二五’ 改革国际论坛”。 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23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巴西、俄罗斯、印度、越南、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共400余人,围绕“ 十二五”改革目标、路径和重点任务等展开了深入讨论。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十二五”应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尤其是加快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 加快以政府转型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加快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加快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标的相关领域改革。 推进“ 十二五”各项建设,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把握改革时机,鼓励改革试点,尤其是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组织领导和协调机制,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加强改革的综合协调。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我国经济中长期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今后3—5年可能出现一定幅度下调,进入一个次高或中速增长期;第二,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需要竞争优势由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第三,过剩流动性将可能推动价格上涨。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对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需要市场化结构和水平加快升级。 为此, 中高级生产要素市场化将是下一步的重大任务,包括人才、技术、金融、188宝金博页面版、医疗、文化等。 如果这方面有所突破,我国发展创新型产业、建设创新型国家将会有实质性进展,发展方式转变才会见到实效。赵白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我国的发展将会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转变, 其中经济转变是一个前提。 发展目标是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是指少数人、也不是指部分人的发展,其中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 发展的重点是实施人力资本的综合开发战略,优先投资于人。 人口均衡型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未来要建立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林方略(海南省副省长):“ 十二五” 将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关键时期,重点在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打造国际旅游岛的特色体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旅游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公共财政改革,率先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建设低碳经济示范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未来五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实现“ 四大转变”: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这四大转变将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今后的改革导向需要从偏重提高经济总量向着力扩大内需战略转变。“ 十二五”的改革攻坚,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目标是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由对物的追求向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转变,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由国富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