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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SHEHUI KEXUEBAN66作者简介: 李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美法在中国近代的输入与影响研究”( 15CFX013)收稿日期: 2017-04-20① Henri Baudet，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p．74－75．转引自周宁: 《天朝遥远: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上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5 页。② “赛里斯人( Seres) 与北方印度人，身躯魁梧，男高十三骨尺( Cubits) ; 寿逾两百岁。”转引自忻剑飞: 《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十年来世界对中国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 页。③ 这里之所以使用“法律形象”而不用“法律观”是因为，后者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观念”或“观点”，本身包含着客观性和真实性假设; 而前者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内容。对于这两个概念术语的差别可参见周宁编: 《世界之中国: 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7 页。④ 具体详见( 葡) 巴洛斯、( 西) 艾斯加兰蒂等著: 《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 2013 年版、( 英) C． Ｒ． 博克舍编注: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澳门) 《文化杂志》编: 《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 意) 利玛窦、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 2012年版、( 葡) 曾德昭: 《大中国志》，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 德)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 《中国图说》，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谟译，大象出版社 2010 年版、( 法) 李明: 《中国近事报道( 1687－1692) 》，郭强、龙云、李伟译，大象出版社 2014 年版、( 葡) 安文思: 《中国新史》，何高济译，大象出版社 2006 年版、( 法) 杜赫德: 《中华帝国通史》，石云龙译，载王寅生编订: 《西方的中国形象》，上册，团结出版社 2015年版、( 法) 杜赫德编: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Ⅰ － Ⅵ，郑德弟、吕一民、沈坚等译，大象出版社 2001 年版等。⑤ 需要说明的是，启蒙时代狭义的起止时间在 1715 年至 1789 年之间，其中又可分为两段: 1715 年至 1750 年与 1750 年至 1789年; 广义的起止时间从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始，到 20 世纪初启蒙思想影响世界终结。中国法形象在西方启蒙时代的争议与终结———以黑格尔对中国法的评论为中心□ 李栋摘要: 作为一种叙事的传统，西方在历史上始终关注中国法形象。18 世纪启蒙时代，中国法形象在西方启蒙思想家那里出现了争议: 一派极力称赞中国法，另一派则倾向于否定中国法。面对争议，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自己严密的理论彻底否定了中国法。经过黑格尔的理论分析及其批判，中国法的正面形象在西方宣告终结。关键词: 中国法形象; 启蒙运动; 伦理法; 专制法中图分类号: DF09; D908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7023( 2017) 05-0066-10一、引言亨利·博岱( Henri Baudet) 在《人间乐园》( Paradise Earth) 一书中曾说: “欧洲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① 囿于这种“乌托邦式”的传统，西方人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史载，公元前 416 年至公元前 398 年，希腊人克泰西亚斯( Ctesias) 在其作品《波斯志》( Persika) 用“赛里斯”( Seres) 来称呼中国 ② 。从西方人关注中国起，当时的中国法形象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 ③ 。作为一种叙事的传统，从 13 世纪中叶马可·波罗( Marco Polo) 的《马可波罗行纪》起，西方对中国法的描述一直是正面的、积极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之后西方众多旅行者、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 ④ 。然而，情况在 18 世纪启蒙时代发生了些许变化 ⑤ 。中国法在以法、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笔下出现了争议，呈现出两种形象。这些争议直接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法和自身法律道路选择的判断。众所周知，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欧洲处于启蒙运动后期，各民族国家法政秩序定型之前。这一时期，欧洲各民族国家在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后，纷纷通过革命，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设计，构建自己民族的法政秩序。在此过程中，如何系统地分析、总结之前各位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法的判断，消除其中的分歧与矛盾，就显得尤为重要。19 世纪初，受到小斯当东(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810 年翻译的《大清